毋庸讳言，在中共土改的过程中，也曾经发生过较为严重的“左”倾偏向。还在战后初期的反奸清算期间，各地就发生了斗争地主的过激行为，部分地主因此而逃亡到大城市，自称“难民”，要求“还乡”，被国民党用以宣传为中共的“残酷斗争”，也引起了中间势力的疑虑。及至“五四指示”发布后，各地在土改和土改复查中均有过激行为的发生。要进行彻底的土改，就要广泛发动群众，由于农民的特性，在发动前一般表示犹豫，而发动后又不易控制；尤其是乡间的流氓无产者，较易动员但好走极端，在他们的示范效应作用下，易使农民的行动趋向激烈。小农经济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和对国民党军及还乡团进攻的报复意识均可刺激过激行为的发生。在土改过程中，适度的掌握与组织控制尤为重要，但中共在各地的基层组织，或缺乏经验，或认为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或等待上级指示，对土改过激行为的控制不够有力。另一方面，为了在土改初期迅速发动群众，中共领导人更多地强调了激发和保护群众的斗争热情。毛泽东认为：“发生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刘少奇认为，“群众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只要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主张这么办，那就这样办”，否则“就要阻碍群众运动，阻碍土地改革”。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讲话时，虽然提出要注意团结中农，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对地主的政策也应有所区别，但又强调土改在“大部分地区不彻底”，原因是政策不彻底、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指导；其中党内不纯又是土改不彻底的基本原因，因为“地主富农混进来，党内阶级路线、阶级观点模糊”，需要“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在党内清洗地主、富农、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分子。这不仅不利于纠正土改中的“左”倾偏向，而且还使“左”倾偏向又发展到基层整党，错整了不少党员。刘少奇过后承认“土地改革中，各地犯了些错误，中央对此是有责任的，其中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土地会议上主要是反右，也批评了、反对了‘左’,但做得不够，积极想办法防止‘左’做得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