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政府权限加强。正如著名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所指出的那样，《石油供需适当法》及《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两个法律赋予通产省广泛的权力，使日本从“自我控制”向“国家控制”重新倾斜。本来应当削弱的行政机构权限反而出现增强的趋势。1985年时，行政机构拥有10054项许认可审批权，1989年上升到10278项，1993年进一步增加到11402项。直到90年代，40%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处在行政机构的各种权限之下，而美国的比例仅为6.6%。
第三，产业结构升级，即资本集约型向技术集约型的转化。在1975—1979年之间，钢铁、石化等资本集约型产业的固定资本投资分别下降30%和35%，而精密仪器、数控电机等技术集约型产业的固定资本投资分别上升141%和118%。在产品上也从“重厚长大型”向“轻薄短小型”转变。
第四，对抗性的工人运动逐渐消失。不仅企业实施的“减量经营”即减少人力、物力、资金、组织等措施得到工人的支持，而且在1975年的“春斗”中，最初工会方面提出增加工资30%以上，但最后接受了比经营者提出的15%还要低的13%。即使在国营、公营企业中，以“国铁”为首的工会组织在1975年争取“罢工权”失败后，其斗争方式也逐渐转向以劳资协调为主。这一时期，“窗边族”一词流行，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业务可做，中年职员仍然留在企业，只不过办公桌从房间中央搬到窗户旁边，意指不受重用。也许正因如此，“住在兔子窝”的“工蜂”们玩命为企业工作，“过劳死”也随之成为流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