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关于发展实业的道路，主张在发展农、工、商三业的基础上走工业化道路。对于如何发展实业的问题，实业救国论者大致有“以商为本”和“以工为本”两种主张。甲午战争以后，人们逐渐挣脱传统的“农本”思想，转而认同于“以商为本”的重商思想。时人以为：“古之为治者，皆以农为富国之本，今之为治者，当以商为富国之资，非舍本而逐末也，古今之时势有不同也。”著名的商战论者郑观应认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于士、农、工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张謇则不以为然，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显然，他强调的是“以工为本”。当然，张謇虽然特别重视工业，但他并不忽视农业，也不偏废商业。他说：“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又说：“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完不张……其根本在先致力于农工商，必农工商奋兴，而后教育能普及，教育普及，而后民知爱国，练兵乃可得而言也。”事实上，他的著名的棉铁主义思想就是主张在发展农、工、商三业的基础上走工业化道路。这种思想主张在当时影响颇大，甚至被某些高层政府官员所接受，而影响清政府的决策。例如，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变法思想著作《劝学篇》中大讲农、工、商之学，认为：“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后来，张之洞又把《劝学篇》的思想写进《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对清末新政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