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增玉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关内文坛上虽然出现了周扬所描述的反帝文学高潮，但多数作品由于或者缺乏生活体验，或者过分“贴近”现实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往往流于茅盾当时指出的新闻记事的“小说化”。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改变了这一情形。他们直接地大规模地表现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血与火的搏斗，将近代以来我国反帝爱国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极大地深化了五四新文学的反帝主题，改变了现代小说中直接表现反侵略斗争作品较缺乏的局面，开拓了现代小说中的新的题材领域。[5]
可以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使东北沦陷，东北作家被迫流亡，而流亡的东北作家具有相同的经历，他们亲身体验了被侵略和被奴役的苦果，那种无家可归的伤痛和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都从他们的笔端自然地流露出来。而且应该说，同样的感受给了他们同样的渴望，一面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一面是书写东北的苦难生活，礼赞东北人的觉醒与抗争。他们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感受，以其饱含血泪的创作，控诉日寇的暴行，诉说东北人民的不幸，表现东北人民不屈的意志和斗争。这是直接的客观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