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它没有让我们产生某种不安——我们满足今日伦理学问题的最终资源只是词语——在所有词语中，我们已经使用了这些词语吗？在过去一年里，我不得不听到许多对我们这些观点的异议。它们当中很少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从整体上说它们基于在某一点上正确倾听的失败或者理解上的疏忽——那么在哪一点上我们不希望许多人没有正确地倾听或者理解疏忽呢？我的批评家的确在图书馆里的《新约》版本上，在路德的版本中找到了根据；但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思考方式似乎难以置信地新鲜。我已经遇到一些慎重的，逐步提出来的异议。然而，我一直不能遇到，绝对不能遇到最明显的、最陈腐的异议，并非是那种在所有异议中最愚蠢的异议，而是那种我基本上只是在玩一个好玩的智力游戏的异议，黑格尔和他的学派在很久以前比我玩的要好得多，这一游戏并不引导人们更接近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在这种异议后面的东西是什么呢？它从根本上说仅仅是由于懒惰吗？当路上呈现出第二个拐弯时，我们这里的智力形式陷入筋疲力尽的状态，拐过弯之后恢复了呼吸，为走得太远寻找借口，以鼓舞人心的话说，“没有教条，生命……”这最初的笔记就足以成为反理性主义的一曲完整美妙的音乐。或者呼吁那种欲望那些为一个人自己所喜欢的安慰和纪念，而没有想到上帝和永恒的，被克尔凯郭尔称为“直接信息”禁果的，只是一种不可信的神，不可知的神吗？然而，即便假定这种不可再生的神学窥视出我们的批评所掩盖的每一个侧面，我们有什么确定的权利谴责犯有这类第二种罪行的追随者吗，甚至要谴责犯有第一种罪行的人吗——除非他是一个处于狂热之中的学生吧？或许他并不比我们有更多的权利，因为我们所有的辩证法都是保罗和改革派的辩证法吗？因为我们的辩证法至少不可能像他的辩证法那样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神学吗？他理智懒惰的惊人事实可能不会导致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思考，所有人的思考很快就会达到思考的边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