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和汉、宋学的主张不仅出现在宋学营垒中，而且在汉学营垒中也得到回应，可以说是当时学界流行的一种带普遍性的观点。由于亲身经历了考据学的衰败及受到理学“复兴”思潮的影响，汉学营垒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放弃了固守门户的立场，开始对乾嘉汉学进行反省，把学术目光移向宋学，主张在经学研究中借鉴宋学的一些方法来弥补考据学的不足。陈澧、丁晏、顾广誉、黄式三及其子黄以周等人就是当时主张融合汉宋的著名汉学家。
陈澧等人对汉学流弊同样具有清醒的认识，看到汉学末流只重考证，忽视义理的危害性。陈澧批评说：“今人只讲训诂考据，而不求其义理，遂至于终身读诵各书，而做人办事全无长进，此真与不读书等耳。此风气急宜挽救者也。”[20]他们摈弃门户之见，肯定宋儒的学术地位。丁晏认为，朱熹治学对注疏极为讲求，说宋学不讲考证是不对的。他说：“窃谓为学之道，莫先于读经；读经之法，莫先于读注疏。注疏之学，朱子教人之学也。”又说：“余谓汉学、宋学之分，门户之见也。汉儒正其诂，诂定而义以显；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诂以精。二者不可偏废，统之曰经学而已。”[21]他看到汉宋学各有长短，互为补充，完全可以在“经学”的旗号下统一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