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进化史观探讨历史因果关系
用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这是“史界革命”倡导的重要原则内容之一。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提出的历史学应叙述“进化之现象”，尤其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的观点，就是以进化论历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典型表达。这点在其他许多人的历史观和历史著作中也都阐释过。如曾鲲化即指出：
近世以来，英国大哲学家达尔文、斯宾塞等，阐发天演公理，曰“社会者，经岁月而愈复杂者也。人智者，经复杂而愈进化者也”。余谓历史学之精神，亦以此为根据地。[42]
夏曾佑也是运用今文经学的变易思想和吸收西方的历史进化论观点来研究历史的。他说：“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会，自渔猎社会，改为游牧社会，而社会一大进”，“自游牧社会，改为耕稼社会，而社会又一大进”，“而井田宗法世禄封建之制生焉。”[43]甚至用“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章太炎与梁启超同时论述了新史学的宗旨和功能，为新史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主张通过史学的研究求得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令人知古今进化之轨”，“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并以历史进化的规律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44]。章太炎的进化史观既包含有中国传统的变易观，又受西方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影响。他主张改革旧史学，强调史学的宗旨是论述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原理。1902年他在给梁启超书中曾写道：他主张写中国通史的理由就是为了标明社会的发展变化。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