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教社话语权的变更
尽管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事务所迁返无锡原址[219]，事务所专门公函告知各地教育厅局[220]，但总干事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顾岳中兼任，三个常务理事中童润之[221]无论资历、社会声望，都远远低于俞庆棠、陈礼江，档案资料中社教社常务理事署名顺序依次为“俞庆棠、陈礼江、童润之”。实际上，早在1933年3月，因俞庆棠赴丹麦考察民教期间，陈礼江就曾代其履行常务理事、总干事职务。[222]战后复员，俞庆棠兼任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兼上海市立民众学校校长，大部分精力倾注在行政事务及办学中，社教社话语权明显向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长陈礼江倾斜。这一点，从年会后理事会对议决案施行意见可见一斑，如年会决议有“由本社推定人员详加研究制定社会教育制度草案，提经理事会通过后执行”及“民众学校新体制案”，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均“推请董渭川童润之顾岳中三先生研究制定”，均推选童润之为召集人，但揆之史实，童润之担任召集人更多意义上是职务行为，在社教社这个专业学术团体中的话语权微乎其微。社教社第五届苏州年会筹备委员会成员组成、产生的理事会、监事会，中心问题讨论提纲起草、大会召开以及随后的理事会会议等，都在向世人传递一个信息，社教社话语权的掌控已由战前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悄然转至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这与该院在抗战期间在社会教育界声名鹊起、战后云集社教界骨干人物有直接关系。
